何谓理解？维特根斯坦如何理解“理解”？

向杰

【摘要】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哲学史上关于“理解”概念的主要理论，评析其哲学基础与局限，进而聚焦维特根斯坦在《哲学研究》中对“理解”的语言行为学重构。文章指出，维特根斯坦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心理主义理解观，将“理解”嵌入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之中，具有革命性转向。然而，维氏理论仍未触及“理解”的情感与体验维度，忽略了理解行为背后的身体感知与情绪共鸣。基于此，本文提出“体验论理解观”：真正的理解不仅是规则的掌握，更是身体-情感层面的共鸣，援引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·达马西奥的相关研究支持该观点。通过哲学与神经科学的跨学科结合，本文尝试为“理解”的本体论和认知论提供一种更具现象学深度的重建路径。

【关键词】：理解；维特根斯坦；语言哲学；感受经验；达马西奥；私人语言

一、导论：我们为何需要重新理解“理解”？

“理解”这个词在人类语言和思想体系中，几乎被视为认知的代名词。无论是知识学习、交际行为、哲学思辨，还是法律判断、艺术欣赏，理解始终被设定为一种理性的活动，一种语义的把握能力。然而，我们是否真的理解“理解”？

自古以来，“理解”这一概念就处于哲学思考的核心。柏拉图式的理念直观、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分类、笛卡尔的清晰明证、康德的范畴统一、黑格尔的精神展开、现象学的意向性分析，乃至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，都曾从不同面向试图定义“理解”。但理解在认知过程中的真实面貌，似乎从未被完全揭示。尤其是当代神经科学与情感哲学的发展，正在挑战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：理解是否真的仅仅是“知道”某物，而不必“感受到”某物？

在进入具体讨论之前，有必要对“理解”作出一个基本分类。本文主张，理解可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：科学理解与审美理解。科学理解是基于逻辑规则、语义分析和可验证性的理解，它试图建立稳定、可复现的知识体系。维特根斯坦在《哲学研究》中所强调的“规则的跟随”、“语言游戏”与“生活形式”，基本上就是一种科学式的理解观。而与之相对的，是审美理解，它更侧重于一种情境化、情感化与具身化的感知方式。审美理解不是关于概念的辨析，而是关于“共鸣”的体验。这种理解无法脱离情绪、感受、身体与语境，具有强烈的个体性色彩。本文所要提出的“体验论理解观”即以审美理解为基本范式。

本文认为，传统哲学过度理性化、语义化“理解”的过程，忽视了理解行为中作为人类具身存在的主体之“感受性”结构。本文拟从历史哲学中主要的理解理论出发，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观进行深入分析与批评，最终尝试提出一种结合感受体验与语言行为的“体验论理解观”，以回应日益突出的跨学科需求。

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：

将理解作为哲学、语言学、现象学与神经科学交汇处的核心问题加以探讨；

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观给予系统还原与批判性评价，指出其理论中对“感受”的遗忘；

援引安东尼奥·达马西奥关于情感与认知关系的神经研究，提出“理解是一种感受到的经验”的观点；

尝试突破语言分析哲学的局限，为“理解”的本体论与实践应用打开新的可能。

本文将按照以下结构展开：首先回顾“理解”概念在哲学史中的演变与理论困境；其次分析维特根斯坦如何颠覆传统的“心理主义理解观”，并提出其语言实践取向；再次指出维特根斯坦理论中未能涵盖的“体验性理解”维度；最终，借助达马西奥关于感知与意识的神经科学研究，构建一种融合身体、情感与意义三重结构的“体验论理解观”。

二、理解理论的历史演变与批判

“理解”在哲学史中经历了从“直观顿悟”到“语义掌握”的转变，贯穿了本体论、认识论与心灵哲学的核心议题。

柏拉图与理念的“洞见”：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理解是对理念世界的洞见，是灵魂对永恒真理的回忆（anamnēsis）[1]。理解并非源于感官经验，而是某种先验的知识激活。

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性理解：与柏拉图的直觉论相对，亚里士多德提出“理解”是对“原因”的把握，体现在《后分析篇》中通过三段论建立对事物本质的“科学理解”（epistēmē）[2]。

中世纪的神学理性：奥古斯丁、托马斯·阿奎那等人将理解置于神启与理性之间的张力中，理解不仅是理性认知，更依赖神圣之光照亮人心[3]。

笛卡尔与明晰观念：现代哲学中，笛卡尔强调“清楚明白”的理性观念为理解的标准。这种理性主义路径影响了后来的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者，如洛克、休谟与莱布尼茨，他们试图将“理解”还原为感官与观念的因果链条[4]。

康德的范畴统一：康德打破经验与理性对立，将理解视为“感性直观”与“知性范畴”的合成活动（Synthesis），是心灵主动赋予经验以统一形式的能力[5]。

黑格尔的辩证理解：黑格尔批判康德的先验结构，主张理解是“绝对精神”自我展开过程中的辩证运动，是概念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[6]。

现象学的理解观：胡塞尔认为理解是“意向性意识”的表现，是意识对对象之“意向指向”。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，“理解”是人的“此在”在世界中的先行存在方式，是生活实践的展开[7]。

分析哲学中的语言转向：到20世纪，分析哲学家如弗雷格、罗素、早期维特根斯坦将理解等同于对命题结构与真值条件的掌握。这一传统将理解约化为语法与语义操作，缺乏对经验与身体感受的考量[8]。

尽管上述诸多理解观各具洞见，但其共通的问题在于：大多数理解观建立在理性结构与语义一致性的基础上，忽视了理解行为背后“身体化”“情境化”与“情绪化”的维度。

三、维特根斯坦的理解观：从规则跟随到生活形式

维特根斯坦的理解论可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：一是《逻辑哲学论》时期的“命题图像说”，主张语言与世界在逻辑形式上的对应，理解即为把握命题的结构；二是《哲学研究》时期的“语言游戏论”，强调语言的使用方式决定意义，理解乃是参与具体语境中的实践活动。

从“图像说”到“语言游戏”：理解的范式转变

在《逻辑哲学论》中，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是对现实状态的“图像”（Bild），理解一个命题就是理解它所描绘的事实状态之间的逻辑空间结构[9]。这种理解观深受弗雷格和罗素逻辑主义的影响。

然而，维特根斯坦在晚期对这一图像理论进行了彻底的反思。在《哲学研究》中，他不再将语言视为静态图像系统，而是看作一种“语言游戏”（Sprachspiel），是一种社会性活动[10]。语言的意义不是预设的，而是在使用中产生的。因此，理解某个语言表达，不是“翻译”成内在表征，而是“知道如何使用它”。

“要理解一个语言表达，就是要知道它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。”[11]

维特根斯坦在此提出一个著名例子：当别人说“带一块砖来”，你理解这句话，是因为你参与了“工人指令”这一语言游戏，而非因为你心中浮现某种内在观念或图像。理解是实践性的，而非内在观念的唤起。

“规则跟随”问题：理解为何不是私人行为？

维特根斯坦对“规则”与“理解”的关系给予极大关注。他反复强调，语言的意义在其规则使用中展开，而“理解规则”本身不是一个内在心理过程，而是对行为的训练与公共习惯的熟练掌握。

在《哲学研究》第201节中，他写道：

“规则本身如何能决定它的运用方式？……解释总是沿着一条路走，但这条路不是由解释自身决定的。”[12]

这意味着，规则的理解不能依赖主观解释——否则，我们可以随意把任何解释归于任何行为。理解规则，必须通过参与“共同生活形式”（Lebensform）获得。

对“私人语言”的否定：理解必须是可公共检验的

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“私人语言悖论”。如果有一种语言，其词语的意义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内在体验（例如，仅由我感受到的疼痛定义“疼”这个词），那么这种语言将无法具有稳定性和公共性，因此也不配称为“语言”。

他写道：

“如果一个词的意义是其使用方式，而这种使用仅仅是我自己‘内在经验’中的使用，那么它根本没有‘意义’。”[13]

这就明确否定了“纯主观理解”的可能性。在维特根斯坦看来，“理解”必须具备社会性、可检验性与规则性。理解某句话，不是“感觉到了某种意义”，而是知道如何在某种游戏规则下适当回应。

举例来说，当一个学生第一次学“加一”规则（即“n+1”）时，他在老师引导下从“1、2、3…”开始数。到“1001”时，如何知道他说的“1002”是对规则的“理解”？维特根斯坦认为，并没有某个内在心理状态能“证明”他理解了规则，唯一的标准是他在实际中不断“正确使用”该规则。

“理解”作为行为能力而非心理状态

维特根斯坦在《哲学研究》第199节指出：“‘理解一个句子’常常意味着：我知道如何继续下去。”[14]

他强调，“理解”并不需要先有某种‘内在感知’，而是“具备一种行为倾向”。例如，一个人听到“坐下”，他马上就坐下——这就是“理解”在语言游戏中的具体体现。没有必要假定他脑中出现了某种“意义图像”。

正如他所言：

“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，不是某种心灵的过程，而是对一个语言游戏的熟练使用。”[15]

这一思想为现代语言哲学、行为主义语义学提供了重要基础。

然而，正是这种对“理解”的彻底去心理化，使维特根斯坦忽略了理解过程中的“感受性”维度。下一节将展开对此的批判与重建。

四、“体验论理解观”的提出：从规则到感受

维特根斯坦以其革命性的“理解即规则跟随”理论，成功摧毁了传统哲学中“理解即内在心灵图像”之幻象，然而却也因此陷入了另一种“行为化窄化”：他拒绝赋予理解任何体验性的维度，将理解等同于一种规则性的语言行为，这种观念无疑忽略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深刻、最直接的理解形式——基于体验与感受的理解。

“知道却没有感受到”：达马西奥对理解的神经学重估

安东尼奥·达马西奥（Antonio Damasio）在其神经科学研究中提出：“人类可以知道（know）而没有感受到（feel）。”[16]这一区分打破了传统认知科学将理解简化为“理性信息处理”的认知偏见。他通过对脑损伤患者的研究发现，那些失去身体感觉与情绪共鸣能力的人，即使保留了抽象认知能力，仍然表现出对社会、伦理、情感性语言的“理解障碍”。

这说明：真正的“理解”不仅是语言规则的掌握，更需要情绪与身体参与。一个人对“痛苦”这一词语的真正理解，并不在于他知道其语法用法，而在于他曾感受到或共鸣过那种情绪。

审美理解与科学理解：两种不可还原的理解形式

我们可以将“理解”区分为两种基本形态：科学理解（scientific understanding）与审美理解（aestheticunderstanding）。前者正是维特根斯坦强调的规则性理解，即在公共语言规则与语义中获得的知识，例如“理解加法规则”、“理解电压与电流的关系”；而后者则是一种情感性、体验性的理解，如“理解一首诗的哀伤”或“理解一个人的孤独”。

科学理解以“可重复性”为标准，而审美理解则以“共感性”为基础。维特根斯坦虽然拒绝私人语言，但他未曾充分分析“审美理解”的合法性——尤其当一个人面对卡夫卡小说、巴赫音乐、或某种内心体验时，他所获得的“理解”并非语义可穷尽，而是一种“被触动”的感受经验。

举例来说，当我们说“我理解《变形记》中格里高尔的悲哀”，这不是因为我理解了“变形”这一语言的语义规则，而是因为我对那种“异化”、“无法沟通”、“被家庭抛弃”的情境产生了共鸣。这种理解超出了语义边界，是对生命经验的一种回响。

现象学与神经科学的互证路径

这一体验论理解观与胡塞尔、梅洛-庞蒂等现象学家对“感知-理解”的分析形成互证。胡塞尔强调，“意向性”不仅是理性指向，更是身体与世界之间的感知关联[17]。梅洛-庞蒂进一步指出，世界首先以“可感”方式出现，我们的理解建立在对“可触-可见”的原初体验之上[18]。

而达马西奥的研究则在神经机制层面证实：没有身体感受的认知，是空洞的理解。真正的意义，不仅来源于语言规则，更来自身体记忆与情绪经验的调用。

对维特根斯坦的超越与整合

我们不应全然否定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，它对“理解的社会性基础”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洞见。但他对“私人语言”的拒绝，使他在面对“内在体验”时采取了近乎行为主义的回避。

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整合模型：将“规则性理解”与“体验性理解”并列视之。前者建基于公共规则，后者依赖情感共鸣；前者诉诸逻辑一致性，后者诉诸身体感知。

正如当代哲学家查尔斯·泰勒所言：“理解，是我们存在于世界的方式。”[19]

因此，真正的理解，是科学与审美的统一，是语义规则与感受体验的融合。维特根斯坦揭示了前者，但留下了后者作为空白，正是我们重新建构“理解哲学”的入口。

五、理解的本体论重建：共感、身体与意义的生成

传统理解论的缺陷与分裂

哲学史上关于“理解”的讨论，常常分裂为两种路径：一是以笛卡尔、洛克、康德为代表的心智主义传统，将理解视为内在理念或判断的结果，是理性活动的体现；另一种则是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行为传统，否定内在心智的透明性，将理解完全嵌入语言的社会实践中。然而，两者都未能充分回应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何我们能“感受到”理解？那种“恍然大悟”、“醍醐灌顶”的体验为何如此生动却无法还原为语义规则？

“理解”之为理解，其存在论地位究竟为何？如果它既不是单纯的语义规则掌握，也不是某种内心表象的反映，那么它是否是一种“原初的共感现象”？

现象学视野中的理解本体论

现象学传统尤其以梅洛-庞蒂的身体哲学为代表，为我们提供了从身体出发理解“理解”的新方向。在《知觉现象学》中，梅洛-庞蒂指出：“我们并不是通过抽象思维首先理解世界，而是在身体嵌入其中时才获得意义。”[20]换言之，理解并不是一种抽象意识活动，而是身体与世界互动时生成的意义。

这种“生成论的理解”强调：

理解是一种“嵌入”（embodied）经验，是在感知、动作、情绪等综合通道中发生的。

理解是一种“间主观性”结构，发生在我与你、身体与世界之间，而非封闭于头脑之中。

因此，当我们说“我理解了这幅画”，其实是在表达一种感知结构的重组：我们被某种形式所吸引，被色彩与结构所感动，并在感受中与创作者达成某种“非明示的共识”。

从达马西奥的“体感自我”谈起：理解即感受性意义的形成

达马西奥在《笛卡尔的错误》中区分了三种“自我”：原初自我、核心自我与叙述自我。其中“核心自我”正是理解产生的关键机制：它是情感、感知与记忆在当下交互生成的一种“瞬时共感模式”[21]。理解正是这种“临时性组织”——我感受到了这个对象，它在我身上激活了某种共鸣。

举例而言：

当一个读者理解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伊凡的“理性诘问”，这不是逻辑判断的理解，而是一种与“存在的不确定性”产生的共感。

当我们理解一名失语症患者的目光，那是一种基于身体的情绪识读——不是听懂语言，而是“读懂情绪”。

理解的存在论结构：基于身体感受的私人理解再经过公共领域的语义确证。比如对《红楼梦》宝黛爱情悲剧的理解，首先必须有经由语言描述唤起的身体感受，这是最基本的层次，有了这种感受在与其他读者的交流中，获得共鸣，从而获得语义认知。即“宝黛爱情是一场悲剧”。因此，审美理解不仅可以单独存在，它同时也是科学理解的基础。如果一种理解只有语义性的科学理解，那就不能算真正的理解：一个人可能知道“张三死了”的意思，却完全没有在身体上有生理反应，也没有心理反应。完全不能理解这句话意味着什么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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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可以是纯私人的，它虽然依赖语言、经验与文化背景；但更依赖于自己内在的私密感受。但既然是理解，也就不可能永远隐秘于自己的内心，理解本身就要求交流的，只有在交流之中，才能让理解的更加准确。所以，理解也是公开的，在交流中，一点一点修正自己，达到与理解对象更多的一致性。因为真正的理解必然伴随着主体的“感受介入”。我们可以这样界定理解的存在论四重结构：

模糊性：因为感受性理解总是私密的，因此，最初的理解必定是模糊的、不清晰的。在互动中让语义明晰起来。审美理解总是模糊的，只有科学理解是可以做到准确理解的。

情境性：理解发生在具体情境中，不能脱离时间、空间与语境。

共感性：理解依赖身体、情绪与他者的互动，是一种“共存在”结构。

生成性：理解不是一次性完成，而是在持续体验与调整中展开。并由感受性理解上升为语义性理解。

因此，理解不是逻辑静态结构，而是生活世界中不断生成的动态体验。它不是语义意义的再现，而是感受意义的生成，是“我”如何与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。

1、 感受性理解=审美理解

2、 语义性理解=科学理解

3、 file:///C:/Users/Admin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05.png感受性理解（语义模糊性）          语义性理解（语义明晰性）

4、 file:///C:/Users/Admin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clip1/01/clip_image006.png审美理解（语义模糊性）          科学理解（语义明晰性）

追求理解的语义明晰性是理性的基本要求。在追求语义明晰性的过程中，不得不牺牲许多有用的因素：情绪、情感被牺牲了，感受、景象等也被摒弃了。

重建后的理解观：跨越维特根斯坦与现象学的结合

维特根斯坦指出：“意义即使用。”[22]但他未曾正面回应“使用中的感受”。本文提出：“理解即感受中的使用”，是一种既规则性又体验性的复合现象。

这一理解观有如下优势：

它既能容纳科学理解的规范性，也能解释艺术理解的独特性；

它能将语言哲学与现象学桥接起来；

它能将被维特根斯坦否认的私人语言与公共语言纳入一个统一体中。为语言哲学扩大了半壁江山。

它为AI人工智能、教育学、认知神经科学等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“理解模型”。

结语：理解的重思与未来展望

在本论文中，我们首先梳理了从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、康德再到当代分析哲学传统中对“理解”的多重探讨与分歧。维特根斯坦以其语言游戏理论，成功打破了心理主义的“理解内在化”模型，指出理解乃是在生活形式与规则实践中展开的。然而，他对理解的界定仍然停留在公共规则的层面上，未能触及理解作为一种身体-情感体验的深度结构。

本文在维特根斯坦的基础上，结合梅洛-庞蒂的现象学身体观、达马西奥的神经科学研究，提出了“体验论理解观”：理解不仅是语义规则的掌握与运用，更是主体在具体情境中，通过身体感知、情绪共鸣所生成的复杂感受。这一观点试图打破科学理解与审美理解的割裂，将理解还原为一种更为丰富而复杂的人类生存现象。

未来的哲学研究如果要真正把握“理解”这一现象，必须跨越单一学科的局限，将语言哲学、现象学、神经科学、认知心理学等多领域成果融合，构建一种多维度、多层次的理解理论。同时，在人工智能发展迅速的今天，如何理解机器能否“理解”，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：什么是真正的理解？

理解，不只是理解言语、规则或公式；它首先是理解存在、理解痛苦、理解爱与死亡。真正的理解，源自一个身体在世界中感受、挣扎、共鸣、创造意义的全过程。只有在体验中，理解才活生生地存在。

作者简介：向杰、男，1964年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。美学学者，有十余篇没学论文发表，两部没学专著出版：《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体验美学》与《当代中国生命美学四十年》。另有一部研究一十七元的专著出版：《与AI对话意识的起源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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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柏拉图：《斐多篇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4年，第72c节。

[2] 亚里士多德：《工具论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4年，第二卷。

[3] Thomas Aquinas, Summa Theologica, Part I, Q.12, Art. 11.

[4] René Descartes, Meditations on FirstPhilosophy, Meditation II.

[5] 康德：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4年，A50/B74。

[6] 黑格尔：《精神现象学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5年，第66节。

[7] Martin Heidegger, Being and Time, §31。

[8] Frege, "On Sense and Reference",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, 1892.

[9] Ludwig Wittgenstein, Tractatus Logico-Philosophicus, Proposition2.1–2.19.

[10] 维特根斯坦：《哲学研究》，贺绍甲译，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，第23节。

[11] 维特根斯坦：《哲学研究》，贺绍甲译，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，第43节。

[12] 维特根斯坦：《哲学研究》，贺绍甲译，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，第201节。

[13] 维特根斯坦：《哲学研究》，贺绍甲译，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，第258节。

[14] 维特根斯坦：《哲学研究》，贺绍甲译，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，第199节。

[15] 维特根斯坦：《哲学研究》，贺绍甲译，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，第154节。

[16] Antonio Damasio,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, Harcourt, 1999, p. 38。

[17] 胡塞尔：《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的本体论导论》，倪梁康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2011年。

[18] 梅洛-庞蒂：《知觉现象学》，吴熙俊译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1年。

[19] Charles Taylor, The Explanation of Behaviour, Routledge, 1964, p. 3。

[20] 梅洛-庞蒂：《知觉现象学》，吴熙俊译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97页。

[21] Antonio Damasio,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, Harcourt, 1999, pp.120-122。

[22] 维特根斯坦：《哲学研究》，贺绍甲译，商务印书馆，2001年，第43节。